此时距离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尚不足两年，但仍让居于美国市场霸主地位的思科，开始警惕。
最终，华为与思科在2004年7月底达成最终和解协议——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但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户手册、帮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码，以消除思科的疑虑。
而法庭签发的终止诉讼法令，意味着思科今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诉讼或者以相同事由提起诉讼。
思科转向
此后，思科的“战略”开始转变。
据Opensecrets（数据来自于美国参议院公共文献办公室）统计，从1998年至今思科合计达1572.5万美元的游说支出中，有三个波峰，分别是2004年的138万美元、2007年的164万美元和2011年的280万美元。
2004年恰是思科与华为知识产权诉讼白热化的一年，2011年则正值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启动调查。
公开报道显示，以2011年为例，思科除自身投入280万美元之外，还雇佣了Alpine Group、Capitol Counsel、Capitol Solutions、Ernst & Young、Franklin Square Group、Ryan。Mackinnon et al等6家机构，所支付的游说支出从2万-24万美元不等；2011年，受雇于思科的专业游说人员合计达到27人，游说对象包括美国参议院、众议院、联邦电讯委员会（FCC）、商务部、美国电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等。
上述接近华为的人士还表示，在美国国会报告所涉及的基础设施设备市场上，原来的朗讯、摩托罗拉相关份额已先后被并购或收购 ，“思科虽其交换机、路由器仍在美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华为极具性价比的产品令其倍感压力”。一位业内知情人士介绍，部分华为产品的性能与思科相当，价格却低20%-50%。
事实上，思科在其截至今年7月28日的2012年年报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体验到了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竞争者以价格为中心的竞争，我们预计这种竞争将继续下去。”
2009年之后，华为加速向企业市场拓展；2011年，华为确定运营商、企业、消费者三大业务板块，从电信市场进一步向企业级、消费者市场拓展。这让华为与思科，再次走到新的竞争节点。
上述接近华为的人士表示，在2012年3月华为被禁止参与澳大利亚NBN项目投标时，思科CEO钱伯斯就在拒绝就华为安全问题作评论的同时，给出了一个相对不太直接的说法，“华为有信任问题”，并认为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加该项目“有意思”。
“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与此次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的论调十分相似。”上述接近华为的人士说。
边界何在
方兴东认为，思科的路由器在中国的存量市场份额超过6成，按照美国国会的逻辑，其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危害不容小觑。
“中国在信息安全方面对外国企业基本上还没有安全审查机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对记者表示。
方兴东表示，美国有一整套保护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机制，产品进口审核、源代码托管等都可以借鉴。
倪光南认为，抛开遏制中国企业的动机因素，美国在信息安全保护上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第一是有强烈的信息安全、信息主权意识，并有顶层战略指导，如著名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第二，是有一整套措施保障落实，例如“爱国者法案”赋予美国情报部门具有审查各种信息的权力。
在组织上，美国最高的机构是四星上将领衔的“网络战司令部”；在底层，一些大企业常有CSO（信息安全官）一职，他不仅要对本单位信息安全负责，还要向上级安全部门负责。
不久前，谷歌和微软承认，它们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规定，把欧洲资料中心的信息交给了美国情报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