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了解内情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描述说，在过去的模式下，由于高通强制中兴、华为等企业将自身专利反向授权给高通公司，导致其他企业一旦购买了高通的芯片，就相当于购买了所有相关企业的专利，免于诉讼的烦恼。
另一方面，过去，中兴、华为等厂商，虽然有专利投入和积累，但是强势的高通方在交叉许可合同中，对它们所拥有的专利包的价值评估几乎为零。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政府和调查所涉企业多方了解到，在本次调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高通虽然在与中国企业签署背对背合同时，号称会考虑被许可方自身专利包的价值，适当降低对有一定专利储备企业的许可费率。但经过交叉折算后的许可费率基本上都是5%左右。
前述了解内情的负责人认为，高通生态链模式的核心目的，就是让下游企业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
本报记者从多重核心渠道了解到，华为公司已于去年处罚决定书发出前后，率先与高通公司签订了新的协议。
另几家同样在国际市场上出货量较大的企业负责人则对本报记者说，虽然一直就新的合同谈判，但目前还没有谈成的消息。由于此类谈判的保密性质，这些同行无法获知双方如何重新对华为拥有的专利包定价。
但负责通信领域专利代理工作的专利代理人常利强对本报记者表示，不论如何，由于高通这样的平台对小米这类企业的价值在减少，华为应该可以要到一个更高的折扣。
吴鹏对本报记者评论说，中国公司现在已经拥有不少专利储备，比如华为公司在4G的专利非常多。取消了强制免费反向授权后，它将来交的专利费可能远远低于收的专利费。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还从核心渠道了解到，基于欧洲市场基本饱和，华为已于去年底调整战略，决心重新开辟之前被迫退出的美国市场。
发改委密切跟进高通整改
相比华为这样的大企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面对的状况则复杂尴尬得多。
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调查的状况来看，发给高通的罚单，更像是大佬们重划势力范围的游戏。大量缺少核心技术积累的中小企业，未来仍将深陷“红海”，面临生死考验。
这里指的“中小企业”，其实都是高通产业链中有一定出货量和影响力的企业。目前，大量企业在处罚决定书公布后，才开始与高通启动谈判。
本报记者从数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以往，在与中小企业合作中，处于强势供应商地位的高通公司态度较为简单粗暴。通常是在接到谈判请求后，直接向这些企业发来标准合同，爱签不签。这些标准合同很长，仅专利清单部分就长达数百页。以往，高通虽然将专利清单发给了这些企业，但并未告知这些企业到底用了清单中的哪些专利。即便大部分企业实际只用到其中的几个专利，也同样被发来长达几百页的专利清单，被迫交整个专利打包的价钱。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并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读懂这些合同，又慑于高通的强势地位，只有被动签字的份儿。
现在，面对新的合同，这些中小企业依然进退两难。
根据处罚决定书的规定，当事人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无线通信终端制造商进行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时，应当向被许可人提供专利清单，不得对过期专利收取许可费。理论上说，由于65%的折扣，会省下一笔专利费。由于专利包中剥离了一部分过期专利和非标准必要专利，这也会使得专利成本下降。
但现实状况复杂得多。
“其实这次发改委的处罚带来了商机，这种标准合同在美国是可以根据处罚重新逐一来谈的，但目前似乎很少有中国企业会选择这么做。”一位来自美国知识产权领域的资深律师评价说。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很多中小企业有着自身的考虑。由于能力（人力资源）有限，过去的标准合同看不懂，现在新版本的合同，依然看不懂。更不要说让这些企业去评估专利，重新来谈条款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选择放弃分析条款，尽快签约。
正如前述，对于这部分中小企业来说，未来可能必须要向高通之外的华为、中兴、三星等更多的专利权人缴纳许可费。如果与高通重新谈判降下来的费用，远远低于高速增长的专利诉讼费用和交易成本，一些积累过少的企业可能被洗牌。
但一位拥有较多专利的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该企业并不一定会向其他企业发起更多的诉讼。“我们的风格不太激进，总体是防御。诉讼策略取决于企业总体的战略选择。”他说。
激进的诉讼案例中，最为典型的是苹果对安卓阵营手机厂商们发起的诉讼。但那也是苹果未能推出新品、较为低迷的时期。
一位知识产权部门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比如过去，中兴、华为虽然在海外多次就知识产权领域对簿公堂，但在国内，这一情况极少发生。“很多层级很高的政府领导会来劝和。”他说。
他同时认为，政府开始逐渐看淡这种状况，未来此类诉讼可能大幅增加。
华为副总裁宋柳平也在4月末的一次公开论坛上表示，华为绝大多数的专利运营收益都在海外，在国内的收益极少。但他也提出了国内专利诉讼的收益与成本不匹配，大环境还有待提高。
常利强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的中小企业如果没有意识到专利风险，或者心存侥幸，也可能选择不向这些新的专利权利人缴费，这样总体费用甚至可能会比过去高通时代减少或与之持平。“当然，如果后来的专利权利人拥有更强议价能力，费用增加也有可能。”常利强说，他预计，未来如果手机企业想要进入正常流通市场，大致得要交纳出厂价的10%作为专利成本，如果还想要出口，这个比例就会上升到20%。
业内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高通的许可费率在行业内一枝独秀，大多数其他类似企业基本许可费率都是1%左右，或者远小于1%。
本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吴鹏的团队和高通公司正与发改委团队保持密切通畅的沟通，定期汇报提交签约状况和相关详细材料。发改委也将通过对后期的商业谈判结果监督，确保高通公司整改到位。
谢冠斌是北京立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是深度参与高通反垄断调查、发改委的智囊律师之一。他对本报记者说：“原则上，任何已经被调查过的企业，如果未来还被发现有新的垄断行为，下游企业依然可以继续举报，不排除执法部门会继续发起调查。”
高通反垄断危局全球蔓延
在中国，高通仍面临相当多的后续问题。一个颇为微妙的状况是，2014年以来，高通公司的全球CEO继续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出现的高端会议场合，并参与一些座谈会。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强调的，反垄断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外国企业只占到10%，这说明并不是针对某个方面企业的。
5月27日，高通宣布其中国子公司与中国贵州省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将成立一家面向服务器芯片市场的合资公司。新的合资公司研发芯片产品面向中国市场销售。去年7月，中国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也获得了来自高通的部分代工。
此前，高通给中国业界的普遍印象就是进场收钱，但极少在本地投资。吴鹏说，这些投资方案也是高通案最终能够在后期的处罚方案谈判中，并没有被“没收违法所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中国《反垄断法》规定，在罚金之外，还需没收此前的违法所得。
高通目前还面临来自中国商务部的另一项经营者集中方面的反垄断审查。高通去年10月同意以25亿美元收购英国蓝牙无线技术领域领先的CSR公司，布局物联网业务，同时也能降低被反垄断调查的基带芯片占总体业务的比例。目前美国、德国都已通过此项审查。
一些高通公司的员工反映，由于年初中国反垄断机构开出的巨额罚单，为了节约成本共度艰难时期，高通中国公司已经取消了年终奖。
鉴于高通在其提交的整改措施中提及，对在中国境内使用而销售的手机，按整机批发净售价的65%收取专利许可费。王晓晔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高通案结束后，高通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完全可以据此去法院要求民事损害赔偿。
她解释说，高通提出了65%的折扣，股票却还在涨，说明还有利润空间。“至少原来多收了1/3，如果原来交了10块钱，就可拿回3块钱。（高通的整改方案）已经可以作为法院举证的证据。”
业内数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忌惮于高通强势的供应商地位，高通又处于整改过程中，最近两年内这些诉讼并不一定会发生。“毕竟生意还是要做嘛，得罪了强势的供货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如果高通公司在接下来的合同谈判或者后续合作中继续过分挤压下游利益，这些企业很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重新主张这些损害赔偿。
与此同时，高通公司的反垄断危局，已经明显开始在全球蔓延。
谢冠斌对本报记者指出，基于国际通行的“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如果高通公司对中国企业改变了计费方式，则在其他国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韩国反垄断机构5月6日发表声明，将与欧美相关机构合作，调查高通公司。去年11月，高通公司公布财报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已经对其专利许可业务展开调查，而欧盟则对其基带芯片组业务展开调查。
记者亦了解到，高通的全球团队也正在处理向美欧韩蔓延的反垄断调查。
主要客户的撤单、投资方借机施压要求将主要业务分拆、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也让高通陷入了一些麻烦。
4月3日，高通最大的客户之一三星宣布，即将推出的最新旗舰手机GalaxyS6，将全面放弃使用高通的新型处理器，改用其自行研发的中央处理系统芯片，通讯上的调制解调器（moderm）也将全面改用自家产品。
4月中旬，高通又受到最大的投资方之一JanaPartners公司的施压，要求它考虑将公司的芯片业务从专利授权业务中剥离出去。因为Jana认为，芯片业务在高通目前的市值中没有价值。
而“芯片+专利授权”的组合模式，正是高通能获得如今市场地位的核心商业模式。这也正是高通公司在中国发改委调查过程中，拼尽全力才保住的核心模式，这确保了高通能从手机终端企业那里收到高额的专利授权许可费用。
前述发改委智囊人士对本报记者描述说，高通把自己掌握的移动通信技术固化在一个芯片里面，授权芯片厂商生产，手机厂商再向芯片厂商购买芯片以制造产品。在高通模式下，如果是在高通合法的许可人名单，就能在高通芯片厂商那买到货，否则买不到货。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真正的手机厂商没有专利清单，不知道许可的专利是什么。芯片厂商把高通专利技术固化到芯片上，也不需要关心这个技术。
他说，其实最初，执法机构希望能够让高通去找芯片厂商收专利许可费，芯片厂商把芯片卖给手机厂商，手机厂商不再向高通交专利许可费，这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在博弈过程中，高通最终没能接受这种方式。
因为如果能改变为后一种方式，芯片厂商要向高通交许可费，就会仔细地去评估专利清单，整个市场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产生一些竞争，了解高通的技术是什么。
“一块芯片价钱也就几十美元，但是手机整体价格高啊，高通找手机企业按比例收许可费比找芯片厂商收，回报肯定高得多。”他说。
在这样的“芯片+专利授权”的组合模式下，由于高通芯片的强势供应商地位，也能更容易地向手机企业收取专利费。“虽说这是捆绑，但很容易规避，企业如果不交许可费就说芯片卖完了，企业又能怎么办？”多位了解此类谈判细节的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道。
反垄断和商业模式连遭质疑，让外界对高通未来利润增长存疑。4月23日，高通公司发布的第二财季财报显示，当期营收为69亿美元，同比增长8%，环比下滑3%；净利润为11亿美元，同比下滑46%，环比下滑47%。各方压力下，高通公司再度下调了今年的业绩预期。与此同时，高通还声称，在芯片制造业务方面的不利局面也将会拖累该公司2015下半财年的营收。
史蒂夫·莫伦科夫称，该公司正在评估可能的削减成本方案，以此来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
